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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当然的。此前0-8的惨败太痛彻心扉，总要有人承担责任，哪怕大家都知道，主帅米利西奇或许只是问题的一小部分。

　　当国家队再次无缘世界杯，当中超球队在亚洲赛场溃不成军，女足的惨败，也只是扯下了中国足球长期以来的最后一块遮羞布，将积弊已久的真相彻底暴露。

　　原因？多年来各路专家已经说得太多，以至于网络上也有大量评论指向了那些无比正确却又令人无比无力的词汇：“职业化差距”、“社区足球断层”、“青训体系落后”……它们是精确的X光片，清晰地照出了中国足球骨骼的断裂处，却唯独开不出能让血肉新生的药方。

　　但若切换视角，当国家队的表现陷入低谷时，中国足球却在另一个维度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热度：今年最出圈的足球话题，是苏超联赛引发的广泛关注，以及随之在各省民间兴起的足球热潮；在许多城市的社区绿茵场上、在中小学的操场中，奔跑、呐喊与热爱并未消减；而年末U16男足的亮眼表现，更将这种“上冷下热”的割裂感推向了极致……

　　这不禁让我们反思：中国足球真正欠缺的，到底是什么？是欧洲那种植根社区的百年俱乐部传统？是美国NCAA背后雄厚的资本与体教融合体系？还是日本社会深入肌理的体育文化？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决定沿着从塔基到塔尖的足球人才培养路径，做一次深入的系列探访。从青少年球员的发掘与启蒙，到精英化训练，再到进入国家队梯队的上升通道——这条路径上的每个环节如今是怎样的生态？存在着怎样的问题？又隐藏着怎样的希望？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探寻，能找到一些答案。

　　本篇是我们探访的第一站。我们将目光投向中国足球最基础的细胞、也是最基层的起点——社区与学校。最终，在广西南宁西乡塘区，一个以廉租房、经适房为主的普通社区里，一所名叫“桃花源”的小学，用十年如一日的实践，为中国足球给出了一个朴素到近乎“反常识”的答案。

　　这里没有豪言壮语。校长唐铁军——一位拒绝将自己的足球教育工作称为“足球青训”的教育者——他的答案颠覆了所有预设：“我们做的只是教育，足球不过是我觉得最为合适的工具。”

　　这个答案，或许无法为中国足球提供一剂起死回生的猛药，但它却清晰地指向了疑问的本源：中国足球的振兴，或许不在于复制某个遥不可及的他国模板，而在于能否在无数个基层角落，完成一场让体育真正回归教育本质的、耐心的改革。

　　（除本篇深度报道外，桃花源小学校长唐铁军与作者霍森也在腾讯新闻的互动问答中，以当事人的身份进一步阐释了他们对“体育的本质是教育，而不是竞赛”的理解。参与问答，与当事人互动，请点击这里）

　　南宁市桃花源小学（下文简称“桃小”），是一所建校只有12年的社区配套学校，生源普通，没有任何传统体育名校光环。首任校长梁国威与书记唐铁军经过调研，决定大力发展校园足球特色教育。

　　“我们的目标很朴素，就是落实‘五育并举’，希望孩子们能通过足球，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现在已经是学校第二任校长的唐铁军，是一位非常健谈且极具人格魅力的领导者，他的办公室非常整洁，墙壁上高悬着党的教育方针，以及党员的誓词。

　　“之所以选择了足球，原因也很简单，一方面，我们学校有配套的球场，另一方面，从事足球运动的花销也相对便宜，对我们的社区家庭相对友好。”他笑眯眯地说道。

　　然而，可以想见的，想要发展校园体育，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一方面，家长视其为“不务正业”，孩子们也缺乏兴趣；另一方面，学校内部也有不同意见，尤其是一些班主任，害怕影响班级管理与成绩，支持力度欠缺。

　　但梁校长与唐书记意志坚定，顶住了所有质疑，耐心劝服了所有家长与班主任：“咱们先试一试，看看效果如何。”

　　“我们从未怀疑体育在‘育人’方面的重要作用，也相信足球这项运动的魅力。”唐校长说道：“但我们所有工作的重心，始终是毫不动摇地围绕着‘教育’与‘普及’来展开，足球只是载体，我们要做到的是全员参与，并最终服务于学生体质提升与人格塑造这一根本目的。”

　　这样的言语很模式化，以至于在许多学校里，所谓的开展校园体育，最终都成为了类似于“足球操”这样徒有其表的。然而，同样的言语，在桃小却被迅速外化成了一套精密的、可执行的“操作体系”：

　　从一年级起开设足球课，自编了一套融入简单足球技能的足球操作为启蒙，除了体育课之外，每日大课间与课后服务时间，尽量鼓励每一个孩子都上场踢球。每学期的“桃花源杯”班级联赛是重头戏，规则要求上下半场阵容必须轮换，全校1500余名学生，除了极少数因身体原因无法参与的孩子，每个人都在这片绿茵场上拥有平等的起点，每年人均参与足球比赛10场以上。这些做法，真正确保了“人人有足球、天天练足球”。

　　值得强调的是，足球是桃小的特色，而非唯一。在课后服务时间里，除了足球之外，艺术、舞蹈、篮球等课程同样向学生开放。这也清晰地传递出学校的立场：足球是育人工具箱里一件好用的工具，目的是帮助孩子打开更广阔的世界，而非将人生过早束缚在单一跑道上。

　　从桃小毕业的陆可依，如今已成为了广西平果呗侬女足的职业球员，明年将会随队伍一同征战女子中超。她回忆自己与足球结缘的起点，始于学校第一次组建女子足球队。“拿到报名表时心里满是忐忑与期待，”她在接受采访时说，“没想到带回家和父母沟通后，得到了他们毫无保留的支持。”而真正让她深陷并坚持下来的，是一群志同道合的队友。“在桃小，我们因热爱相聚，一起奔跑、一起拼搏，此后，我们越来越渴望通过足球站上赛场，用脚下的力量被更多人看见。”

　　学校建立了U8、U10、U12三级校队，严格遵循“游戏启蒙—技术提升—以赛促练”的渐进原则。U8阶段的核心就是“玩”，杜绝一切功利性训练。尤为关键的是，校队每周仅安排两次放学后的训练，每次两小时，绝不挤占正常上课与课余时间。这条“学业红线”，是获取家长信任、实现“体教不悖”的基石。

　　桃小通过特殊人才政策引进的足球专业硕士生关阳宇老师强调：“我们一直努力向学生营造一种‘享受足球、正视输赢’的氛围，立足普及，杜绝一切以‘锦标化’为指导的精英教学，树立学生对体育的纯粹热爱与健康的竞技心态。”

　　这是桃小模式中最具创新性、也最能体现其“育人”内核的设计。学校为每支梯队配备一名“随队教师”。他们并非技战术教练，而是队伍的“政委”和“大家长”，从U8建队开始全程跟随，核心职责是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学业状况与团队融合，成为连接教练、班主任、家长的枢纽。这项额外的、情感劳动密集型的工作，被明确纳入教师绩效考核，解决了基层工作可持续性的核心动力问题。

　　同时，随队教师需为每位队员建立详尽的“成长档案”，每月记录其足球技能、学业成绩、行为表现的多维度评估，并由多方签字确认。一旦发现学业下滑或品行问题，经教师、班主任、家长三方协商，可立即启动“暂时停训、重点帮扶”机制。唐校长笑称这是“把‘支部’建到了校队里，把‘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理念贯穿到校队管理”，正是这套看似繁琐的制度，将“以球育人”从口号落到了可追踪、可干预、可评价的实处。

　　学校定期召开“足球座谈会”，举办亲子赛、开放日，将家长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啦啦队”乃至“后勤义工”。近年来，经不完全统计，桃小家长的年度志愿服务时长累计超过2000小时。学校与社区签署协议共享体育资源，足球成了连接邻里情感的温暖纽带。一个动人的景象是：

　　每天放学或校队训练结束，校门外等候的家长们自然地聚在一起，话题从孩子的功课延伸到昨天的比赛；孩子们与周边文具店老板、水果摊贩熟络地打招呼、聊球赛，共同勾勒出一幅在国内极为罕见的、以足球为黏合剂的社区生活图景。

　　大量内向的孩子变得开朗，调皮的学生学会自律。入选桃小校队的孩子们，更是时刻以高标准与荣誉感要求自己——以当下为例：五六年级校队的57名孩子里，学业评价为A等有41人，B等12人；三四年级校队的70名孩子里，学业评价为A等的有46人，B等有22人。而近三年来，桃小校队成员中有75人次荣获了市级“三好学生”等荣誉。（注：一二年级因无纸笔考试，故未具体统计）

　　唐校长自豪地说道：“事实证明，我们的这一套做法是行之有效的，我手上的例子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我们每年至少有超过20名孩子，通过足球训练，在性格塑造上有了极为明显的积极改变。”

　　亲眼见证这些改变后，班主任们从疑虑者变成了最积极的支持者，主动推荐学生参训。学校的足球梯队，也从最初的两支，自发地扩编至U8、U10、U12三个年龄段的近十支队伍，形成了“三横三纵”的蓬勃结构。

　　更引人瞩目的是，当“普及”的土壤足够深厚肥沃，“拔尖”的苗子便开始自然萌发、向上生长。学校已稳定向广西女足输送了4名球员，其中包括陆可依这样的女超职业球员。当前U12校队的核心队员小骏，更收到了来自塞尔维亚俱乐部的试训邀请。

　　尽管桃小从未以“锦标化”的成绩为重，但十年育人之后，成绩也随之而来——连续多年称霸城区校园足球赛；2023、2025两年成功包揽南宁市“千里杯”学生足球赛男女冠军；今年夏天，更是在《足球报》创办的第二届“百年名校杯”足球精英交流赛上，力压全国群豪，一举夺魁。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这一切成果，仅仅是一所只有1500名孩子的社区配套学校，用了仅仅十年时间，就做到了——这也不禁让我们浮想联翩，如果这样的学校有十所、一百所，用的时间是二十年、三十年，那成果又当如何？

　　作为这一切的亲历者与最杰出的“成果”之一，陆可依这样定义自己的母校：“既藏冠军锋芒，更有成长温度的足球家园。”在她看来，“冠军摇篮”的称号当之无愧，但“成长温度”才是桃小足球最独特的底色。“它从不止步于竞技成绩，更在乎每个孩子对足球的热爱是否被呵护、成长是否被滋养。”

　　但在笔者看来，桃小模式的成功，关键只有一点，那就是将以体育人的工作真正做到了细处、落到了实处，并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了下来——这很简单，但同时也很困难。

　　桃花源的成功，像一座精心培育的生态温室，证明了一种基于教育规律、深耕社区土壤的模式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然而，一旦这个健康的“样本”试图扩大其边界、复制其经验，或是期待它培育出的优质苗子能够顺畅地输送到更高层级的培养体系中时，便会立刻撞上三堵无形却异常坚固的“高墙”——它们由短期功利主义、僵化的行政壁垒和扭曲的评价标准共同筑成。

　　“说句实在话，所有校园体育工作的成效，最终聚焦的还是升学通道的打通。”南宁市西乡塘区教育局校园足球工作负责人黄漫主任一针见血地指出，“你要打消学校和家长最深的焦虑，必须从政策层面入手。”

　　桃小用六年时间，为孩子们营造了一个“快乐成长、全面发展”的珍贵净土。然而，小学毕业的哨声一响，现实的寒意便扑面而来。

　　在中学阶段，许多关键赛事成绩与“国家运动员等级证书”直接挂钩，而证书又关乎升学的特招资格。这套强大的“锦标主义”体系，倒逼中学阶段的校园足球不得不走向“集中资源、强化精英、追求成绩”的短期功利模式。这与小学阶段“普及为先、育人为本”的理念形成致命断层，导致大量在小学培养了兴趣和基础的苗子，升入中学后因无高水平队伍可去或无望进入“锦标队”，而选择“退役”——这就是困扰中国青训多年的“12岁退役”现象。

　　陆可依在进入更高平台后，也亲眼目睹了这种压力如何扭曲心态。“身边有些队友会因为怕输而不敢发挥，甚至因为一次失误就否定自己。”她观察到，这种环境“可能会让部分孩子过度追求成绩，失去对足球的热爱，把踢球变成‘任务’”，同时也“容易让小球员变得功利，输不起、怕犯错，反而限制成长。”

　　这项本意为保护青训俱乐部投入的政策，在实践中已异化为限制青少年球员自由选择与合理流动的主要壁垒。

　　桃小毕业生小阳曾前往重庆某俱乐部梯队试训，因顾虑一旦签约就被绑定四年，而不敢轻易迈出第一步；接收俱乐部也因害怕“为他人做嫁衣”而在资源投入上有所保留，最终影响了球员的发展机会。

　　进驻桃小的宾宇俱乐部教练林凯直言，这项制度加剧了家庭与机构间的信任危机。球员家长小骏爸爸的批评则更为直接：“这项制度并不友好。”它像一道冰冷的锁链，锁住了人才的活水，让“校园”与“职业”之间的通道变得狭窄而充满猜忌。

　　作为基层改革的推动者，黄漫主任和他的团队并非没有努力。2015年，为了落实国家关于发展校园足球的精神，也基于足球等集体项目独特的教育价值，他们一手打造了西乡塘城区青少年足球比赛（被家长们昵称为“西甲”），十年来效果斐然。

　　与此同时，借着“西甲”平台，城区层面突破了各种困难和瓶颈，通过各方面的手段，孵化了五六所优质的足球特色校。

　　在城区党委政府“通过足球育人、提升教育质量、办人民满意教育”的清晰导向下，“西甲”被赋予了更深层的使命。教育局锐意创新：在U8、U10组别严格推行“两套阵容、三节轮换”的赛制，保证了全员参与和竞技性的并行，而且将各校人人参与的班级联赛整体纳入“西甲”体系，宣告“参加了班级联赛就是参加了西甲”，真正让每个孩子成为赛事主角。这一切的核心，是以赛事促普及，真正建立孩子们对足球、对体育运动的热爱。 以此为基础，城区持续激励并支持优秀队伍走出西乡塘，在更广阔的舞台上竞技交流。

　　但除此之外，在训练资源的协调上，教育局方面所能做到的，就只能是尽力协调社会体育场馆，争取在特定时段低价或免费向青少年开放，以缓解场地不足的普遍困境。他们甚至还在今年3月，积极主动申报了“全国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改革试点县区”。

　　但对于目前桃小所面临的——也是中国足球青训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开放的公共足球场实在太少太少，这是更深层次的社会面问题，教育局也无能为力。

　　这“三堵墙”共同说明，桃小模式虽然成功，但它已然触及了中国足球青训生态的深层瓶颈。一个健康的基层细胞，在试图与旧的体系衔接、或期待系统为其提供生长空间时，难免步履维艰。

　　面对这三堵墙，黄漫主任的反思务实而清醒：“有些东西，做得来我们就做，做不得嘛，我就退回来，做好我能做的。”

　　唐铁军校长的看法则更为乐观一些：“所有的困难，最终都是要靠人来解决，我们做的普及化工作，就是为了培养更多热爱体育的孩子，吸纳更多认同我们理念的人才，当这个数字越来越大，大到任何困境都无法容纳的时候，变革自然而然就会到来，而这一天，我相信不会遥远。”

　　桃花源的实践，像一面清晰的镜子，既照见了足球回归教育后可能焕发的理想模样，也无情地映出了现实中盘根错节的系统性障碍。因此，它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培养出几个职业球员，而在于以其微小的存在，揭示了一条路径的可能性，以及走通这条“长征”路所必需的、多元主体的“合力”。

　　以小骏爸爸为代表的家长群体，大多经历了从可能抱有“职业梦”的功利期待，到珍视足球带来的社区纽带、亲子关系和孩子全面成长的观念转变。他们是桃花源模式最坚实的社会基础，从怀疑者、旁观者，变成了积极的参与者、共建者。唐校长介绍说，有些家长因为孩子在足球队里表现出色，于是又推动了家庭里的另一个孩子也学足球、练足球，家庭亲子关系也因为足球而变得更为密切，这种共识，是任何行政命令都无法实现的。

　　如与桃小长期合作的宾宇俱乐部，其总经理林凯始终将自身定位为 “校园足球与职业足球之间的过渡地带”和“教培服务机构” 。目前在整个南宁，像宾宇俱乐部这样通过教育局的“校外教培机构白名单”进驻校园的俱乐部，已经有了五六家。他们不签绑定合同，不搞恶性“掐尖”，专注于用专业服务赋能校园普及，并为确有天赋的孩子提供免费的职业规划与试训推荐。这种“轻资产、重服务、不捆绑”的定位，使其成为公立教育体系有益、可信的补充，而非掠夺者。

　　“西甲”的存在，绝非仅仅为了决出冠军。黄漫主任阐释其设计逻辑是 “以赛事为引领” ，通过设置从U8到U15的全年龄段组别及春秋两季的高频赛制，最大化增加孩子的实战机会，以此倒推和激励每一所学校去扎实开展日常教学与全员参与的班级联赛，最终实现“教会、勤练、常赛”的良性闭环。

　　这个平台不设过高门槛，让“比赛”成为千余名孩子的节日和日常，这才是其最宝贵的价值。它既是桃小检验成果的“试金石”，也是其经验得以辐射的“扩音器”。林凯教练也透露，在桃小的“打样”下，西乡塘区已有四五所学校走上了类似的良性轨道。

　　然而，所有基层的探索、家长的支持、俱乐部的服务和区域的平台，最终都触及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顶层的制度设计，是否能为这场“十年育人”的耐心革命，提供必要的空间与支持？

　　唐铁军校长冷静地指出，桃小的每一项工作都经过反复调研和细节推敲，“我们能做，其他学校也能做，这才叫普及。”而从桃小这个微观样本出发，我们或许能更清晰地看到，中国足球需要的并非一场疾风暴雨式的全盘颠覆，而是一次深刻而坚定的系统 “转向”：

　　一是评价体系的转向。必须逐步弱化直至剥离青少年赛事成绩与升学、评证之间过于刚性、直接的挂钩，探索纳入过程性评价、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方式，让比赛真正回归教育过程本身，卸下压在孩子、家庭和学校身上的“锦标主义”枷锁。这需要教育部门与体育部门更深层次的协同。

　　二是管理思维的转向。亟需以“保护青少年全面发展权益”为优先，审慎评估并改革“四年注册制”等阻碍人才合理流动的政策壁垒，在保护投资与保障人的自由发展之间，重建平衡，重建信任。

　　最后，是机会与资源的倾斜。国家和省级的足球改革方案，应当具备识别和鼓励基层创新的智慧与勇气。对于像西乡塘区这样已经展现出清晰理念、扎实工作和显著实效的地区，应给予其成为“改革试点”的优先机会，赋予它们在学段衔接、评价改革、资源整合等方面进行突破性试验的政策空间。同时，推动在城市建设规划中，像建设图书馆、公园一样，配套建设更多公益性的社区足球场，从根本上拓宽足球生长的物理空间。

　　正如桃小的关阳宇老师所言，当前国家队成绩的低谷，或许能让全社会从那些不切实际的速成幻想中清醒过来，真正将目光聚焦于足球发展最需要、也最艰难的“务实”环节——夯实土壤。

　　桃花源小学的故事，没有提供任何一夜之间赶上欧洲职业化的捷径或神话。它提供的，是一个深深植根于中国国情、依托最广泛的公立教育体系、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高目的的基层实践样本。它雄辩地证明，在缺乏深厚俱乐部传统和巨量商业投入的现实下，通过地方教育局的努力、一所学校的主动作为、一位校长的教育智慧、一群教师与民间参与者的细致付出，完全可以在一所最普通的社区公立小学里，让足球的种子生根发芽，并最终自然地、而非刻意地结出竞技人才的果实。

　　中国足球的崛起，注定是一条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接力的漫长长征。它当然需要国家队层面“职业腿”的改革与追赶，但眼下更关键、更基础的是，必须有千万个“桃花源”所代表的 “教育腿” 开始坚定地向前迈进。这条腿的每一步，都与立竿见影的奖牌无关，却关乎我们能否在未来培养出一代代真正热爱足球、人格健全、身心强健的国民。这，才是足球人才池永不枯竭、中国足球文化得以新生的根本。

　　这或许不是一条光鲜的捷径，但它可能是唯一能通向一片真正繁茂、可持续森林的道路。答案，就藏在最朴素的泥土之中，等待更多人有“功成不必在我”的信念与耐心，去俯身播种，去静心耕耘。

　　正如唐铁军校长那个动人的比喻：“我是一名教育者。孩子是种子，我们是土壤。他若是花，就让他绚烂绽放；他若是树，就让他高大粗壮。我们的工作，就是让土壤足够肥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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